談好的生意，莫名其妙“黃”了；參加項目投標，沒競標就被“刷”了；向銀行貸款，被無情拒絕……一些曾經的失信企業雖已進行了整改，卻沒有及時進行信用修復，仍戴著失信“帽子”，后續經營行為處處受限。

　　據了解，為了保障企業失信主體權益，提高全社會信用水平，2019年國家發改委辦公廳印發通知，對“信用中國”網站及地方信用門戶網站行政處罰信息的修復工作予以規范，并規定了行政處罰信息修復條件。

　　在江蘇等地調研發現，近年來，企業信用修復需求有所增加，但數量并沒有明顯增長，原因有三：

　　其一，信用修復信息“打架”，跨部門溝通難度大。當前，多個渠道公示企業信用記錄。例如，“信用中國”網站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分屬不同部門，修復路徑不盡相同，修復信息常“左右互搏”。

　　其二，市場化信用修復潛藏灰色地帶，增加了企業修復成本。一些市場化網站歸集了大量行政處罰信息，但有的無法及時錨定企業后續修復動態，有的未規定修復途徑，導致“信用中國”等官方平臺撤下失信信息公示后，在天眼查等市場化平臺上仍能看到涉事企業的行政處罰信息。同時，還有的不正規的市場化信息查詢平臺潛藏灰色地帶，“惡意注冊”和“虛假認證”等情況時有發生，增加了企業的相關成本。

　　其三，企業信用修復意識不足，風險意識欠缺。記者隨機走訪了江蘇十多家企業，多數受訪企業對信用修復并不了解。有的企業雖聽說過“信用修復”，但不清楚具體流程。同時，由于當前仍缺乏專門的信用立法，在一些企業看來，信用約束不是“硬杠杠”，重視度不夠。

　　對此，多位受訪者建議，應盡快解決信用修復條線多、公示系統不統一等障礙，建立統一標準的信用修復機制，降低企業信用修復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　　一是加快建立完善協同聯動、一網通辦的信用修復服務。建議政府部門間信用修復數據宜做好同步共享，拓寬信用服務機構與政府信息共享的渠道。可利用大數據或區塊鏈技術建立跨部門的信用基礎數據庫，統一匯集信用信息，做到“應公開、盡公開”，并以數據開放鼓勵社會各界利用先進技術研究和推動社會信用建設。

　　二是盡早建立企業信用數據應用指導標準。建議建立信用數據應用指導標準，為潛在數據社會應用主體提供指導，保留多元數據應用主體對數據是否采信的決定權。

　　三是信用立法工作應早日提上日程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建議盡快啟動相關信用立法工作，明確信用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之間的互動關系，對市場化信息查詢平臺的公示行為予以規范。

來源：新華信用